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
例如，某些资本的流出虽然经过合法手续，但目的是洗钱、鲸吞国有资产，因而应该算作资本外逃。例如，外贸企业取得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正常情况下，外贸企业会把1亿美元卖给中央银行，导致外汇储备增加1亿美元。
但在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资本外逃则一般是不合法的，因为资本管制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要制止资本由于负面冲击而大规模流出。事实上，用这个尺度衡量资本外逃可以发现，自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6年底，资本外逃的形势比2012年第三季度严重得多。例如，柯廷顿在估计19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韩国资本外逃数量时所用的代表变量见表1。给定外汇储备变动，如果误差与遗漏是负值则意味着：经常项目的贷方分录（如出口）金额高估、借方分录（如进口）金额低估。交易代表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净输出。
事实上，中国海外资产存量的统计亟需加强和改进。例如，某种外国债券价格发生变化，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就需对年初头寸中的该种外国债券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但是，即便做了上述调整，上述等式依然不能成立。
简单说，出口高报、进口低报，资本流入高报，资本流出低报都会导致误差与遗漏的增加。本文分析表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误差与遗漏账户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与汇率预期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第三，错误与遗漏账户规模迅速增长，隐含大量资本外逃。例如，柯廷顿在估计19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韩国资本外逃数量时所用的代表变量见表1。
例如，通过走私、低报出口和高报进口、地下钱庄这些方式外逃的资本由于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中都不会有记录，因而根本就不会反映在误差与遗漏账户之中。例如，新增直接投资的数据取自有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交的投资报告和支付报告。
经济学家当然不应该把资本外流等同于资本外逃，正如我们不应该把马等同于白马。这样，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金融账户中的货币和存款项上的资产分录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或者，按IMF的新定义和新用语，理论上，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0。资本外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误差与遗漏账户的数额同经常账户顺差+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外汇储备增量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但是这种观点的主张者并未用事实、理论和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规模庞大的误差与遗漏是统计而不是资本外逃造成的。资本外逃可能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账户，也可能隐藏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其他项目中，或者完全脱离国际收支平衡表而存在——因而基本上不可追索。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外逃现象比较严重。
例如，因为企业调查数据在2017年9-10月份才能得到，2016年末头寸的修正数据要在2018年3月底才能得到。例如，某种外国债券价格发生变化，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就需对年初头寸中的该种外国债券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掌握资本外逃的真实规模，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推进深层次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意识。根据复式账户的记账原则，为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全部账户的贷方分录和借方分录之间的净差额为零，或为使上述三个账户之和等于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设立了一个平衡账户，即误差与遗漏账户。
外汇储备变动是最容易真实记录的。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中国家庭出境旅游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汇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拓展新的价值链：交易银行崛起。例如，在业务形态上，原本视为传统业务的存贷汇占比开始回升，而其他被视为创新的业务增长速度反而减慢。从加杠杆到去杠杆：监管驱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从趋势看，虽然2017年二季度的净利差与一季度相比稍有回升，但是总体上，中国银行业的净利差还会因为直接融资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而继续趋势性收窄。
银行业在经济扩张时候面临的挑战，其中之一是短期的考核机制容易使信用风险释放后移，因此资产质量是检验银行跨周期运营能力的非常重要的角度。外部环境动态变化趋势 （一）中国银行业ROE较快地向全球平均水平靠拢 中国银行业ROE（净资产收益率）变化趋势表明，随着经济转型、竞争加剧，中国上市银行的净利差呈现缩窄趋势，叠加资产质量的波动压力，使得利润增速逐步下行，进而导致ROE较快地向全球平均水平靠拢。
（见图表2） 可以说，银行的轻型化正在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对于不良贷款上升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58.7%的银行家认为主要由宏观层面引起。
在利用金融科技解决银行业经营痛点的策略上，金融机构应该主动地加入金融科技生态。流动性期限缺口监测以及LCR（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监管将不断趋严。
监管鼓励创新业务发展。（三）金融科技等外部冲击：商业银行正尝试将外部挑战融合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 金融科技给银行业的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而银行业正在积极探索将这些外部挑战融合为提升竞争力的动力。交易银行正成为公司业务转型新趋势。大资管和大投行业务是上市银行推进战略转型、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在扩张期，受关注最多的是规模的扩张以及高速的增长，而在回落期我们可以观察，当初在扩张期的资产布局能否经得起周期回落的考验。然而现有MPA考核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差异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对单一，通过把MPA的考核结果与各项准入和资质进行挂钩，强化监管约束。
未来随着监管部门的政策放开和支持，上市银行不仅需要完善各项传统处置方式，更要积极创新，提高收款效率。重点推动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市场化债转股、政府产业基金和投贷联动等创新类业务。
最初江浙等杠杆率比较高的地区新增不良占比接近一半，逐步向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传递。与事后处理不良相比，更需要提升的是事前的战略布局能力。
而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持续下行，并逐渐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接近，银行业的利润增速正在回归常态，不同银行在回落的态势里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从国际经验看，美国银行业受货币基金崛起的影响，银行的活期存款比例从60%下降到10%。首先通过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不断完善监管措施，从规模、增速、占比等维度来实现系统化、动态化的宏观审慎监管。当前，表内资产端的投资占比不断提升，标准化债券投资比例降低，非标和权益类资产占比提升。
从资产结构看，以理财为主的表外资产增长速度高于资产负债表增长速度，资本耗用低的零售业务所占比重不断提升。而投行业务主要围绕产业基金、PPP（公私合营）项目等创新股权融资产品，同做强债券承销、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等基础类投行业务。
其三，利用投贷联动等产业政策契机，以投资带动合作，与专业投资机构联动，由金融机构投资或参股金融科技创业公司，来构筑双方深度业务合作的开展。比如，当判断经济处于转型期，则防守型（即衣食住行等）相关产业不良率相对低，而强周期的行业波动较大，掌握这样的规律便可预先布局，这就是基于组合的管理。
（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常态 商业银行 。根本上体现的是银行跨周期的竞争能力。
